行业动态中粮集团的乙醇梦
在粮食安全的红线之下，中国最大粮食综合运营商投资百亿的新能源帝国的实现仍待时日。
世界经济油价在1月10日这天停留在了44美元一桶的尺度上，相比半年前149美元的历史高位，这对大多数行业来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对于燃料乙醇行业而言，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40美元是燃料乙醇的盈亏平衡点，从历史上看，油价越高替代能源的发展就越快，反之亦然。
祸不单行的是，中国替代能源政策始终在“粮食安全”的阴影下，面对过去两年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决策者发展替代能源的决心被大大削弱。在油价已经跌去七成的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力量继续推动燃料乙醇的动力都在不断丧失。在149美元时刻，农业曾经拥有取代矿物质能源的机会—粮食不仅能生产乙醇代替石油，也同样能制造塑料和纤维—农业有望借此摆脱千百年来在三大产业中从属地位，但时机似乎已经逝去。
这尤显中粮集团这样的燃料乙醇巨头在2006年启动的百亿燃料乙醇梦想的悲剧色彩。以资本运营著称的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自2006年起通过或并购或入股的方式将中国4家燃料乙醇定点企业中的3家收归囊中，一度拥有中国70%以上的燃料乙醇产能。在战略初定的2006年年底，中粮黑龙江肇东酒精厂—中粮燃料乙醇的大本营—的技术和采购人员几乎倾囊而出，分赴即将乙醇汽油封闭运行的10个省份展开原料调研。2007年中粮生物能源化工事业部成立时，中粮已经完成了各种替代燃料的全国布局，他们决心5年内投资百亿元人民币，实现年产燃料乙醇310万吨，以10%的添加比例计算，这意味着将把乙醇汽油加到全国一半以上的汽车油箱里。顺理成章的，中粮这个全国最大的粮食综合巨头将成为继中石油(10.57,0.22,2.13%,吧)、中石化和中海油之后的又一个能源巨头。中粮甚至计划从玉米中生产出乙烯(生产塑料和印染产品的基础产品)，进一步取代石油的另一个角色—化工之母。
源自玉米、马铃薯、大米等粮食作物的燃料乙醇曾被推崇为走向能源独立的“入场券”。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生物质燃料深表怀疑：燃料乙醇消耗的资源比这种替代燃料所能提供的或许更多。中国玉米价格过去两年来上涨了40%，燃料乙醇被指责是在“与民争粮”。2007年6月，中国彻底推倒了粮食原料这张多米诺骨牌，停止审批粮食燃料乙醇项目。尽管中粮做了详尽的替代燃料布局，但现实的残酷仍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甜高粱一度被中粮选为玉米替代物，2007年中粮在河北黄骅、山东阳信和内蒙五原三地布局甜高粱试验田。但相比3.3吨玉米即可以生产一吨燃料乙醇，甜高粱需要18吨，其过高的成本运输令中粮集团无法承受。一年后，中粮集团终止了这一项目。
2008年年初中粮集团利用木薯生产燃料乙醇的20万吨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位处广西北海，是中粮集团第一个、亦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非粮燃料乙醇项目，由此拉开了中国非粮燃料乙醇项目的序幕。但中粮集团并未欢欣鼓舞多久—在木薯产量占中国总产量70%的广西，中粮集团却一度面临原料供给不足的尴尬。“现在确实在亏损。”广西中粮副总经理任连彬2008年年底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坦言。他透露，现在中粮二期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虽然已经选址在梧州，但其它相关工作并无进展，至于第三期项目何时上马更是遥遥无期。 更令中粮坐立不安的是，中国燃料乙醇由粮食过渡为非粮的关口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已明显滞后。迄今为止，尽管各部委对发展燃料乙醇均热情饱满，但涉及到产业细则意见仍有分歧，例如科技部主张2万吨燃料乙醇产量规模即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元，财政部认为需要3万吨，发改委能源局认为需要5万吨，而发改委工业司认为需要10万吨。一直到现在，关于非粮作物燃料乙醇补贴方式仍迟迟没有公布。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燃料乙醇就是粮食战略的附属品。1970年代的全球性能源危机拉开了多数国家以“绿金”代替“黑金”的序幕，而中国的主要动力却并非油价的“涨”，而是粮价的“跌”。彼时，连年的粮食大丰收使得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将粮食称为“甜蜜的负担”，当时中国最大的储备粮基地黑龙江储备了多达930亿斤的陈化粮，仅一年的粮食管理费用就达到了几十个亿，这促使中国思考如何在粮食与能源之间搭建桥梁。
2001年决定在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省建陈化粮燃料乙醇试点企业以来，中国已成为继巴西、美国之后的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不过中国无法像巴西那般单凭甘蔗一种原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本国燃料乙醇需求；中国也不可能向美国学习—美国90%以上的燃料乙醇用玉米作原料。当年决策的背景—粮丰价低已经演绎成粮食长期上涨和紧缺， 2006年，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认为“十一五”期间燃料乙醇将新增400多万吨，而根据最近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的盘子已缩小到新增200万吨。最新的打击来自2008年11月，中国首份粮食中长期规划(2008-2020)重申了粮食安全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底线，粮食的自给率将保持在95%以上。
2008年11月，本刊采访了包括广西中粮相关高层、广西中粮原采购经理、广西发改委、广西招商局、中粮集团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燃料乙醇专家等数十人，所有信息都显示中粮集团在由燃料乙醇粮食原料转为非粮原料面临的重重困难—同样，这也是中国替代能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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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广西将木薯列为制糖、有色、冶金等优势产业之后的又一拳头产业，在发展非粮燃料乙醇风起云涌的2006年，广西意识到坐拥全国70%木薯产量将大有作为。对于中粮集团在内的众多觊觎者来说，谁都想在“目前唯一可现实地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非粮原料”里大施拳脚。
2006年8月2日，广西对北海燃料乙醇项目进行评审，包括中粮集团在内的24家企业蜂拥而至。评审内容包括公司总资产、产品方案、项目自有资金、原料保障程度、工业技术水平等共12个方面，几轮筛选下来，中粮集团、中海油与中国最大的木薯淀粉企业—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最后的选手。据北海市发改委工业科代理科长吴刚透露，北海2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只是广西发展燃料乙醇的第一步，广西的长远规划是2010年前，在南宁、梧州、崇左、百色纷纷建设基地，广西期待燃料乙醇不仅能够满足当地需求，还试图将触角伸向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最终获胜的中粮集团提交给北海发改委的一份《申请报告》描述了一幅炫丽的蓝图：中粮集团不仅会确保满足广西当地的燃料乙醇需求，并且承诺将木薯渣滓充分利用起来。最终中粮集团投资13.5亿元如愿获得在广西北海建设20万吨/年的燃料乙醇项目(含5.78万吨乙醇胺)。
在当时，同样富含淀粉的木薯要比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成本更低。按照中粮集团的设想，2010年前后要形成310万吨/年燃料乙醇的生产规模，而非粮要占64%的比例。毋庸置疑，北海项目是中粮集团大施拳脚的重要一役。“中粮集团的长远规划是在北海建设20万吨的燃料乙醇项目，接着在梧州建立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在谈到中粮集团在广西的长远规划时，任连彬雄心勃勃。
但是任连彬远未想到的是，作为广西中粮副总经理，他在过去两年里最频繁也是最棘手的工作竟然是寻找木薯。当广西中粮破土动工之时，干木薯的价格不过区区1000元/吨，彼时的广西中粮雄心万丈，66万吨干木薯年需求量看起来唾手可得；两年后，干木薯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最高时达到了1900元/吨。2008年11月底，任连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仍不断有电话打来向其汇报采购事宜。此刻的广西中粮3个仓库储存了大约1万吨左右的木薯，按照广西中粮此前将低于4.5万吨归为危险库存，1万吨的库存无疑已是火烧眉毛。不过任连彬绝口不提广西中粮采购木薯的艰难，也矢口否认广西中粮从国外采购木薯的事实。
“广西中粮成立后木薯一下子就供不应求了。”广西农垦局发展计划处助理调研员胡航无奈地告诉《环球企业家》，“这确实与当年引进中粮试图促进广西木薯产业发展相悖。”胡在过去两年里对于广西中粮保持着极大的关注热情。据胡航回忆，自广西中粮2006年成立以来木薯价格便开始一路疯涨，其不仅将整个广西地区的木薯价格拉高，也使自己面临木薯供应不足的尴尬，广西政府对成为众矢之的的广西中粮争论不断，开始“观望”、“反思”。
事实上，广西木薯总种植面积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600万亩，产量更是达到了780万吨以上，占全国产量70%以上。理论上来说，除去广西当地淀粉与酒精生产分别耗用160万吨、120万吨木薯，农户自用及其它外销当中的500万吨满足广西中粮的胃口已是绰绰有余。
但是广西中粮规模庞大的木薯需求量带来的“恐慌”如同8月下午的暴风雨一样迅速让天空变色。“如果我认为收购的价格太低了，我就会把木薯‘藏’起来。”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堂白村的一间空空荡荡的小房子里，43岁的陈本力告诉本刊记者。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光亮，有着憨厚的身躯和脸，和村里8000多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谨小慎微。“谁出的价格高，我就卖给谁。”对于陈本力们来说，谈论客户忠诚就像版权保护一样，在这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在雷林洁的记忆中，广西中粮从2006年底一直面临原料不足的尴尬。今年26岁的雷林洁在广西中粮成立时即负责木薯采购工作。“广西中粮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农户反而抬高了预期，开始惜售。”雷林洁告诉《环球企业家》。惜售助长了木薯价格上涨的势头，与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淀粉厂、饲料厂也与广西中粮一起，展开对原料的争夺。按照中粮的设想，2006年初期从国外采购20%左右的木薯，到2008年逐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不过现实情况恰好相反，2008年广西中粮超过80%需要从国外进口。
在2008年的木薯采购旺季，广西中粮依然为原料问题困扰。据雷林洁回忆，在2008年3月底，中粮干木薯库存量仅为3.5万吨左右。更令他沮丧的是，经过调研发现，彼时国内木薯平均每日收购量不足50吨，不到需求量的1/10。随后的4月份，广西中粮针对国外采购举行了数次竞争性谈判会议，广西中粮高层悉数出席。高峰时广西中粮的边境采购客户超过30家，单单越南一个市场就有多达15家供应商。一定程度上，北海的地形为采购提供了便利，广西中粮距北海港不过20公里。有中国规模最大陆路边境口岸之称的凭祥和广西中粮的距离不过400多公里，广西中粮从该港口收获越南中部和北部木薯。在整个2008年，通过凭祥到达中国的木薯量达到了20万吨，仅广西中粮从中就获得了8万吨木薯。经常往返越南市场的雷林洁绝望地发现，越南市场很快重现了广西中粮此前在广西遭遇的尴尬—惜售；此外广西中粮在越南还不得不和来自日本、韩国的企业抢购越南南方的木薯。从越南进口木薯需要2200元/吨，以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木薯算，单单原料价格就达到了7260元，再算上人员工资等，已经超过8000元，这比同时期7119元的玉米做原料成本更高。
广西中粮发展受阻直接拖累了广西先立足本省后图谋广东和云贵的燃料乙醇计划。“广西中粮20万吨燃料乙醇实际上包含了5.78万吨乙醇胺，我问中粮乙醇胺何时可以上马，对方告诉我还得根据市场情况来定。”北海市发改委工业科代理科长吴刚告诉《环球企业家》，“无论如何，北海不可能再引进其它生产燃料乙醇的公司了。”
不断刷新价格历史新高的木薯，破坏了政府支持生物燃料的计划—政府至今并未对以木薯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进行补贴，举步维艰的中粮集团不得不寄望于最后一根稻草—纤维素乙醇。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可利用的秸秆资源量为6亿吨，除了喂养牲畜和秸秆还田，仍有3亿吨秸秆可用来生产燃料乙醇—前提是，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 。中粮集团至少在两年前就意识到纤维素乙醇大有可为，并雄心勃勃地计划于今年实现纤维素乙醇的工业化生产，但现实无疑给中粮集团浇了一头冷水。纤维素燃料乙醇高高在上的价格是阻碍其工业化生产的原因，尽管作为纤维素降低成本的关键因素—纤维素酶1999年至今已经下降了30倍，但还是令人望尘莫及。
“中粮集团发展燃料乙醇确实遭遇了困难。”诺维信(Novozymes)中国研发总监卡森劳(Carsten Lauridsen)告诉《环球企业家》。诺维信是全球最大的酶制剂生产商，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家能够生产纤维素水解酶的公司之一。3年前，以卡森劳为代表的诺维信考察了中国很多燃料乙醇生产商。一位长期关注中粮集团的业内人士透露，豪气干云的中粮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了前期生产5000吨纤维素酒精的超级计划，并信誓旦旦地许诺最终要达到1万吨纤维素燃料乙醇的宏伟目标。“美国都还没有500吨以上的燃料乙醇项目呢，雄心勃勃的中粮集团令诺维信心动不已。”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很快，诺维信与中粮集团签订了6年的排他性合作协议，即诺维信独家为中粮集团提供纤维素酶。
中粮集团预计2009年实现纤维素燃料乙醇的工业化生产，但一位长期研究纤维素的专家在考察中粮集团时毫不客气地表示，“还是拧干了水分再说吧，投了产拿出点儿酒精灌到瓶子给领导看看还可以，离真正商业化还差太远。”中粮集团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向诺维信支付2000元购买生物酶，尽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诺维信给其它燃料乙醇生厂商的1/5，但仍然太高了。
“纤维素燃料乙醇目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一旦突破技术，最终的产量可能比玉米、木薯所生产的燃料乙醇之和还要多。”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陈洪章告诉《环球企业家》。陈1985年即开始投身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的研究，是该领域的权威。陈洪章认为，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可能在纤维素这一未来市场胜出。令其津津乐道的是，此前山东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经采用其研制成功的“纤维素生产乙醇专用酶”。目前山东泽生年产3000吨纤维素燃料乙醇示范工程已投产运行。
不仅仅是山东泽生，很多来势汹汹的民营企业都是燃料乙醇的热情参与者。作为中国最大的木薯变性淀粉生产企业，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一直试图构建自己的燃料乙醇王国。这家具备年产5万吨酒精生产能力的“地头蛇”正在建设年产10万吨燃料乙醇的生产基地，其长远计划为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从过往生产酒精的经验来看，我们完全具备生产燃料乙醇的实力。”广西明阳办公室主任张翰君向《环球企业家》抱怨，“关键是我们拿不到发改委的生产牌照。”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是另一家致力于成为新兴绿色能源型的企业，这家公司甚至在2003年就涉足燃料乙醇领域。作为广西一家被重点培养的公司，广西新天德于2003年规划一期工程年产10万吨酒精，二期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由于没有发改委颁发的牌照，该公司二期工程280亩地至今处于荒芜状态。“没有发改委颁发的牌照就如同没有车票，我们怎么能踏上燃料乙醇这部快车呢？”广西新天德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环球企业家》。 围城里面的中粮正在苦不堪言，而外面的人还想挤进来。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一个以上的当地龙头企业在非粮燃料乙醇领域鏖战多年，在向上没有财政扶持，向下没有销油渠道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在这一领域内收回投资，但后来者仍络绎不绝。
但燃料乙醇早已不是广西新天德们眼中所描述的“快车”了。一个例子是，虽然广西明阳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计划在“广西2008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名单中赫然在列，不过广西招商促进局办公室主任梁艺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明确表示，燃料乙醇已经不是广西的招商重点了，广西现在招商重点依然集中在钢铁、石化、建材、机械、糖业这些传统的优势产业。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燃料乙醇在短暂地度过了那段高歌猛进的日子后，对其带来的意外后果日趋显而易见。美国《科学》杂志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包括燃料乙醇在内的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在燃料乙醇风行各国的时候，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10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若无法实现用非粮进行燃料乙醇等生物燃料发展，“粮食安全”的高压线还会被频繁触及。
目前，中国已经批准在六个省区的汽油中添加10%的燃料乙醇，目标是到2010年在汽油中使用2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使用1000万吨燃料乙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肯定无法实现。”陈洪章告诉《环球企业家》，“根源在于原料瓶颈无法突破。”
中粮仍然倔强地守在燃料乙醇的前线。在广西中粮的木薯收购站前门可罗雀。离木薯收购站不足10米的地方，一幅“广西中粮收购木薯干片，市场有销路，效应有保障”的横幅在风中显得异常单薄。
世界经济油价在1月10日这天停留在了44美元一桶的尺度上，相比半年前149美元的历史高位，这对大多数行业来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对于燃料乙醇行业而言，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40美元是燃料乙醇的盈亏平衡点，从历史上看，油价越高替代能源的发展就越快，反之亦然。
祸不单行的是，中国替代能源政策始终在“粮食安全”的阴影下，面对过去两年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决策者发展替代能源的决心被大大削弱。在油价已经跌去七成的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力量继续推动燃料乙醇的动力都在不断丧失。在149美元时刻，农业曾经拥有取代矿物质能源的机会—粮食不仅能生产乙醇代替石油，也同样能制造塑料和纤维—农业有望借此摆脱千百年来在三大产业中从属地位，但时机似乎已经逝去。
这尤显中粮集团这样的燃料乙醇巨头在2006年启动的百亿燃料乙醇梦想的悲剧色彩。以资本运营著称的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自2006年起通过或并购或入股的方式将中国4家燃料乙醇定点企业中的3家收归囊中，一度拥有中国70%以上的燃料乙醇产能。在战略初定的2006年年底，中粮黑龙江肇东酒精厂—中粮燃料乙醇的大本营—的技术和采购人员几乎倾囊而出，分赴即将乙醇汽油封闭运行的10个省份展开原料调研。2007年中粮生物能源化工事业部成立时，中粮已经完成了各种替代燃料的全国布局，他们决心5年内投资百亿元人民币，实现年产燃料乙醇310万吨，以10%的添加比例计算，这意味着将把乙醇汽油加到全国一半以上的汽车油箱里。顺理成章的，中粮这个全国最大的粮食综合巨头将成为继中石油(10.57,0.22,2.13%,吧)、中石化和中海油之后的又一个能源巨头。中粮甚至计划从玉米中生产出乙烯(生产塑料和印染产品的基础产品)，进一步取代石油的另一个角色—化工之母。
源自玉米、马铃薯、大米等粮食作物的燃料乙醇曾被推崇为走向能源独立的“入场券”。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生物质燃料深表怀疑：燃料乙醇消耗的资源比这种替代燃料所能提供的或许更多。中国玉米价格过去两年来上涨了40%，燃料乙醇被指责是在“与民争粮”。2007年6月，中国彻底推倒了粮食原料这张多米诺骨牌，停止审批粮食燃料乙醇项目。尽管中粮做了详尽的替代燃料布局，但现实的残酷仍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甜高粱一度被中粮选为玉米替代物，2007年中粮在河北黄骅、山东阳信和内蒙五原三地布局甜高粱试验田。但相比3.3吨玉米即可以生产一吨燃料乙醇，甜高粱需要18吨，其过高的成本运输令中粮集团无法承受。一年后，中粮集团终止了这一项目。
2008年年初中粮集团利用木薯生产燃料乙醇的20万吨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位处广西北海，是中粮集团第一个、亦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非粮燃料乙醇项目，由此拉开了中国非粮燃料乙醇项目的序幕。但中粮集团并未欢欣鼓舞多久—在木薯产量占中国总产量70%的广西，中粮集团却一度面临原料供给不足的尴尬。“现在确实在亏损。”广西中粮副总经理任连彬2008年年底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坦言。他透露，现在中粮二期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虽然已经选址在梧州，但其它相关工作并无进展，至于第三期项目何时上马更是遥遥无期。 更令中粮坐立不安的是，中国燃料乙醇由粮食过渡为非粮的关口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已明显滞后。迄今为止，尽管各部委对发展燃料乙醇均热情饱满，但涉及到产业细则意见仍有分歧，例如科技部主张2万吨燃料乙醇产量规模即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元，财政部认为需要3万吨，发改委能源局认为需要5万吨，而发改委工业司认为需要10万吨。一直到现在，关于非粮作物燃料乙醇补贴方式仍迟迟没有公布。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燃料乙醇就是粮食战略的附属品。1970年代的全球性能源危机拉开了多数国家以“绿金”代替“黑金”的序幕，而中国的主要动力却并非油价的“涨”，而是粮价的“跌”。彼时，连年的粮食大丰收使得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将粮食称为“甜蜜的负担”，当时中国最大的储备粮基地黑龙江储备了多达930亿斤的陈化粮，仅一年的粮食管理费用就达到了几十个亿，这促使中国思考如何在粮食与能源之间搭建桥梁。
2001年决定在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省建陈化粮燃料乙醇试点企业以来，中国已成为继巴西、美国之后的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不过中国无法像巴西那般单凭甘蔗一种原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本国燃料乙醇需求；中国也不可能向美国学习—美国90%以上的燃料乙醇用玉米作原料。当年决策的背景—粮丰价低已经演绎成粮食长期上涨和紧缺， 2006年，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认为“十一五”期间燃料乙醇将新增400多万吨，而根据最近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的盘子已缩小到新增200万吨。最新的打击来自2008年11月，中国首份粮食中长期规划(2008-2020)重申了粮食安全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底线，粮食的自给率将保持在95%以上。
2008年11月，本刊采访了包括广西中粮相关高层、广西中粮原采购经理、广西发改委、广西招商局、中粮集团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燃料乙醇专家等数十人，所有信息都显示中粮集团在由燃料乙醇粮食原料转为非粮原料面临的重重困难—同样，这也是中国替代能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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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广西将木薯列为制糖、有色、冶金等优势产业之后的又一拳头产业，在发展非粮燃料乙醇风起云涌的2006年，广西意识到坐拥全国70%木薯产量将大有作为。对于中粮集团在内的众多觊觎者来说，谁都想在“目前唯一可现实地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非粮原料”里大施拳脚。
2006年8月2日，广西对北海燃料乙醇项目进行评审，包括中粮集团在内的24家企业蜂拥而至。评审内容包括公司总资产、产品方案、项目自有资金、原料保障程度、工业技术水平等共12个方面，几轮筛选下来，中粮集团、中海油与中国最大的木薯淀粉企业—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最后的选手。据北海市发改委工业科代理科长吴刚透露，北海2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只是广西发展燃料乙醇的第一步，广西的长远规划是2010年前，在南宁、梧州、崇左、百色纷纷建设基地，广西期待燃料乙醇不仅能够满足当地需求，还试图将触角伸向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最终获胜的中粮集团提交给北海发改委的一份《申请报告》描述了一幅炫丽的蓝图：中粮集团不仅会确保满足广西当地的燃料乙醇需求，并且承诺将木薯渣滓充分利用起来。最终中粮集团投资13.5亿元如愿获得在广西北海建设20万吨/年的燃料乙醇项目(含5.78万吨乙醇胺)。
在当时，同样富含淀粉的木薯要比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成本更低。按照中粮集团的设想，2010年前后要形成310万吨/年燃料乙醇的生产规模，而非粮要占64%的比例。毋庸置疑，北海项目是中粮集团大施拳脚的重要一役。“中粮集团的长远规划是在北海建设20万吨的燃料乙醇项目，接着在梧州建立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在谈到中粮集团在广西的长远规划时，任连彬雄心勃勃。
但是任连彬远未想到的是，作为广西中粮副总经理，他在过去两年里最频繁也是最棘手的工作竟然是寻找木薯。当广西中粮破土动工之时，干木薯的价格不过区区1000元/吨，彼时的广西中粮雄心万丈，66万吨干木薯年需求量看起来唾手可得；两年后，干木薯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最高时达到了1900元/吨。2008年11月底，任连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仍不断有电话打来向其汇报采购事宜。此刻的广西中粮3个仓库储存了大约1万吨左右的木薯，按照广西中粮此前将低于4.5万吨归为危险库存，1万吨的库存无疑已是火烧眉毛。不过任连彬绝口不提广西中粮采购木薯的艰难，也矢口否认广西中粮从国外采购木薯的事实。
“广西中粮成立后木薯一下子就供不应求了。”广西农垦局发展计划处助理调研员胡航无奈地告诉《环球企业家》，“这确实与当年引进中粮试图促进广西木薯产业发展相悖。”胡在过去两年里对于广西中粮保持着极大的关注热情。据胡航回忆，自广西中粮2006年成立以来木薯价格便开始一路疯涨，其不仅将整个广西地区的木薯价格拉高，也使自己面临木薯供应不足的尴尬，广西政府对成为众矢之的的广西中粮争论不断，开始“观望”、“反思”。
事实上，广西木薯总种植面积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600万亩，产量更是达到了780万吨以上，占全国产量70%以上。理论上来说，除去广西当地淀粉与酒精生产分别耗用160万吨、120万吨木薯，农户自用及其它外销当中的500万吨满足广西中粮的胃口已是绰绰有余。
但是广西中粮规模庞大的木薯需求量带来的“恐慌”如同8月下午的暴风雨一样迅速让天空变色。“如果我认为收购的价格太低了，我就会把木薯‘藏’起来。”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堂白村的一间空空荡荡的小房子里，43岁的陈本力告诉本刊记者。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光亮，有着憨厚的身躯和脸，和村里8000多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谨小慎微。“谁出的价格高，我就卖给谁。”对于陈本力们来说，谈论客户忠诚就像版权保护一样，在这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在雷林洁的记忆中，广西中粮从2006年底一直面临原料不足的尴尬。今年26岁的雷林洁在广西中粮成立时即负责木薯采购工作。“广西中粮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农户反而抬高了预期，开始惜售。”雷林洁告诉《环球企业家》。惜售助长了木薯价格上涨的势头，与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淀粉厂、饲料厂也与广西中粮一起，展开对原料的争夺。按照中粮的设想，2006年初期从国外采购20%左右的木薯，到2008年逐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不过现实情况恰好相反，2008年广西中粮超过80%需要从国外进口。
在2008年的木薯采购旺季，广西中粮依然为原料问题困扰。据雷林洁回忆，在2008年3月底，中粮干木薯库存量仅为3.5万吨左右。更令他沮丧的是，经过调研发现，彼时国内木薯平均每日收购量不足50吨，不到需求量的1/10。随后的4月份，广西中粮针对国外采购举行了数次竞争性谈判会议，广西中粮高层悉数出席。高峰时广西中粮的边境采购客户超过30家，单单越南一个市场就有多达15家供应商。一定程度上，北海的地形为采购提供了便利，广西中粮距北海港不过20公里。有中国规模最大陆路边境口岸之称的凭祥和广西中粮的距离不过400多公里，广西中粮从该港口收获越南中部和北部木薯。在整个2008年，通过凭祥到达中国的木薯量达到了20万吨，仅广西中粮从中就获得了8万吨木薯。经常往返越南市场的雷林洁绝望地发现，越南市场很快重现了广西中粮此前在广西遭遇的尴尬—惜售；此外广西中粮在越南还不得不和来自日本、韩国的企业抢购越南南方的木薯。从越南进口木薯需要2200元/吨，以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木薯算，单单原料价格就达到了7260元，再算上人员工资等，已经超过8000元，这比同时期7119元的玉米做原料成本更高。
广西中粮发展受阻直接拖累了广西先立足本省后图谋广东和云贵的燃料乙醇计划。“广西中粮20万吨燃料乙醇实际上包含了5.78万吨乙醇胺，我问中粮乙醇胺何时可以上马，对方告诉我还得根据市场情况来定。”北海市发改委工业科代理科长吴刚告诉《环球企业家》，“无论如何，北海不可能再引进其它生产燃料乙醇的公司了。”
不断刷新价格历史新高的木薯，破坏了政府支持生物燃料的计划—政府至今并未对以木薯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进行补贴，举步维艰的中粮集团不得不寄望于最后一根稻草—纤维素乙醇。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可利用的秸秆资源量为6亿吨，除了喂养牲畜和秸秆还田，仍有3亿吨秸秆可用来生产燃料乙醇—前提是，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 。中粮集团至少在两年前就意识到纤维素乙醇大有可为，并雄心勃勃地计划于今年实现纤维素乙醇的工业化生产，但现实无疑给中粮集团浇了一头冷水。纤维素燃料乙醇高高在上的价格是阻碍其工业化生产的原因，尽管作为纤维素降低成本的关键因素—纤维素酶1999年至今已经下降了30倍，但还是令人望尘莫及。
“中粮集团发展燃料乙醇确实遭遇了困难。”诺维信(Novozymes)中国研发总监卡森劳(Carsten Lauridsen)告诉《环球企业家》。诺维信是全球最大的酶制剂生产商，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家能够生产纤维素水解酶的公司之一。3年前，以卡森劳为代表的诺维信考察了中国很多燃料乙醇生产商。一位长期关注中粮集团的业内人士透露，豪气干云的中粮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了前期生产5000吨纤维素酒精的超级计划，并信誓旦旦地许诺最终要达到1万吨纤维素燃料乙醇的宏伟目标。“美国都还没有500吨以上的燃料乙醇项目呢，雄心勃勃的中粮集团令诺维信心动不已。”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很快，诺维信与中粮集团签订了6年的排他性合作协议，即诺维信独家为中粮集团提供纤维素酶。
中粮集团预计2009年实现纤维素燃料乙醇的工业化生产，但一位长期研究纤维素的专家在考察中粮集团时毫不客气地表示，“还是拧干了水分再说吧，投了产拿出点儿酒精灌到瓶子给领导看看还可以，离真正商业化还差太远。”中粮集团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向诺维信支付2000元购买生物酶，尽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诺维信给其它燃料乙醇生厂商的1/5，但仍然太高了。
“纤维素燃料乙醇目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一旦突破技术，最终的产量可能比玉米、木薯所生产的燃料乙醇之和还要多。”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陈洪章告诉《环球企业家》。陈1985年即开始投身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的研究，是该领域的权威。陈洪章认为，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可能在纤维素这一未来市场胜出。令其津津乐道的是，此前山东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经采用其研制成功的“纤维素生产乙醇专用酶”。目前山东泽生年产3000吨纤维素燃料乙醇示范工程已投产运行。
不仅仅是山东泽生，很多来势汹汹的民营企业都是燃料乙醇的热情参与者。作为中国最大的木薯变性淀粉生产企业，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一直试图构建自己的燃料乙醇王国。这家具备年产5万吨酒精生产能力的“地头蛇”正在建设年产10万吨燃料乙醇的生产基地，其长远计划为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从过往生产酒精的经验来看，我们完全具备生产燃料乙醇的实力。”广西明阳办公室主任张翰君向《环球企业家》抱怨，“关键是我们拿不到发改委的生产牌照。”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是另一家致力于成为新兴绿色能源型的企业，这家公司甚至在2003年就涉足燃料乙醇领域。作为广西一家被重点培养的公司，广西新天德于2003年规划一期工程年产10万吨酒精，二期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由于没有发改委颁发的牌照，该公司二期工程280亩地至今处于荒芜状态。“没有发改委颁发的牌照就如同没有车票，我们怎么能踏上燃料乙醇这部快车呢？”广西新天德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环球企业家》。 围城里面的中粮正在苦不堪言，而外面的人还想挤进来。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一个以上的当地龙头企业在非粮燃料乙醇领域鏖战多年，在向上没有财政扶持，向下没有销油渠道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在这一领域内收回投资，但后来者仍络绎不绝。
但燃料乙醇早已不是广西新天德们眼中所描述的“快车”了。一个例子是，虽然广西明阳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计划在“广西2008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名单中赫然在列，不过广西招商促进局办公室主任梁艺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明确表示，燃料乙醇已经不是广西的招商重点了，广西现在招商重点依然集中在钢铁、石化、建材、机械、糖业这些传统的优势产业。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燃料乙醇在短暂地度过了那段高歌猛进的日子后，对其带来的意外后果日趋显而易见。美国《科学》杂志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包括燃料乙醇在内的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在燃料乙醇风行各国的时候，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10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若无法实现用非粮进行燃料乙醇等生物燃料发展，“粮食安全”的高压线还会被频繁触及。
目前，中国已经批准在六个省区的汽油中添加10%的燃料乙醇，目标是到2010年在汽油中使用2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使用1000万吨燃料乙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肯定无法实现。”陈洪章告诉《环球企业家》，“根源在于原料瓶颈无法突破。”
中粮仍然倔强地守在燃料乙醇的前线。在广西中粮的木薯收购站前门可罗雀。离木薯收购站不足10米的地方，一幅“广西中粮收购木薯干片，市场有销路，效应有保障”的横幅在风中显得异常单薄。
